《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原因试解

王术臻

摘要：《文心雕龙》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普遍接受，与刘勰的出身门第和著述宗旨有关。刘勰的从曾祖刘穆之在晋末参与北府武人集团，凭借军功和谋略起家，形成将门世家，遭到高门士族的轻视和排斥，自宋至齐，东莞刘氏与王、谢、何、褚等高门一直处于对抗状态。萧齐代宋之后，刘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下降，进身越来越难。刘勰站在将门世家和次级士族的立场，与高门士族争夺话语权，他秉持实用主义原则，主张文学为军国政治服务，崇尚武力，热衷吏事，都源于其家学和门风。在文学创作上刘勰要求正末归本，以经为体，在文学功用上刘勰倡导士人将文才下移，施用于具体实务，这些理念都与南朝主流价值观念背道而驰。门第之争与军国理念，是理解《文心雕龙》当代处境的最佳切入点。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门第;家学;军国;

专辑：社会科学Ⅱ辑;哲学与人文科学

专题：中国文学

分类号：I206.2

与同时代的文论相比，刘勰的《文心雕龙》显得十分独特，由此也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梁书·刘勰传》说：“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一方面是主流社会不予认可，一方面是沈约大力推崇，对同一部书的认识存在如此大的反差，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解读的文学现象。

按照知人论世的原则，讨论《文心雕龙》，必须结合南朝的政治和社会，以及东莞刘氏家族的门第和学术传统，深广地挖掘其背后的“互文”，从而建立一个尽量大的参照系统，如此方能探得其真义，理解它在齐梁社会如何被接受。下面我们从出身门第和著述宗旨两个方面入手，对刘勰及其著作遭受时流轻视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一、东莞刘氏的门第以及刘氏与高门望族的关系

关于东莞刘氏的门第，一般学者认为应当属于士族。毛汉光依据《魏书•官氏志》，认为“凡称士族，需合于二大条件，其一，累官三世以上，其二，任官需达五品以上者”。东莞刘氏自宋迄齐，连续四代为官，而且有官至一品，位列三公者，如第一代刘穆之死后赠侍中、司徒，封南康郡公，第二代刘秀之官丹阳尹、尚书右仆射（尚书令、仆相当于宰相之职），刘勰的父亲刘尚是第三代，任越骑校尉，此官为四品，在郡国太守（五品）之上，也非小官，刘氏是满足成为士族的条件的。

王伊同将东莞刘氏列入高门权门，他认为颜延之之妹适刘穆之之子刘宪之，何承天之女适刘穆之之侄刘秀之，都属于名族相婚，他在叙述“甲族起家不一途”时，就将刘勰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一事列于其中。但多数学者认为东莞刘氏应当属于次级士族。如《南齐书•刘祥传》记载高门褚渊骂刘勰的族兄刘祥“寒士不逊”，唐长孺解释说：“东晋南朝自称或被称为‘寒士’的，有的是自谦，有的是有意贬低，而大都是先代官位不显的士人，或者士族中的衰微房分，最基本的一点，他们仍是士人，不是寒人。”他断言东莞刘氏“虽亦列于士族，却非高门”。祝总斌认为刘穆之“大体上应是低级士族”，并将刘秀之划归次门士族。 次级士族说是比较可信的。据《南齐书·刘祥传》，齐武帝敕刘祥说：“卿不见谢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连齐武帝也认为刘氏门第不能与谢氏相比。又如《梁书·刘勰传》说刘勰不甘心《文心雕龙》就此沉寂，想让政治上已经贵盛的沈约加以评定，却“无由自达”，也暗示刘氏门户低，无缘结识名门望族。

由此可见，认为刘勰出身士族且门第较低，当无问题，刘勰的祖父刘灵真无官位，自己家贫，终齐之世不获一官，只能说明他这一房分或整个家族衰落，却不能被认为是庶人、寒人。

确定东莞刘氏的身份和门第等级，对于理解刘氏在社会上的处境是非常关键的。南朝以军功起家的次级士族常遭高门歧视。例如刘裕，《宋书·武帝本纪》说他当时“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属于同一阶级的刘穆之也不能幸免，如《宋书·谢方明传》说：“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辏，不与穆之相识者，唯有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为恨。”刘穆之此时虽然位高权重，但谢、郗、蔡等众望族却并不甘心屈居其下，自然是门第观念作怪。

刘穆之对谢方明、谢晦等“名家驹”深加爱赏，而谢氏自恃门第之高，对靠军功起家的刘穆之从骨子里是轻视的，导致两家不断对抗。《宋书·刘穆之传》说：“（谢晦）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刘穆之遣使陈事，晦往往措异同，穆之怒曰：‘公复有还时否？’高祖欲以为从事中郎，以访穆之，坚执不与，终穆之世不迁。穆之丧问至，……晦时正直，喜甚。”刘穆之压制谢晦，谢晦对刘穆之病故幸灾乐祸，可见二人积怨之深。刘穆之之孙、刘式之之子刘瑀对谢晦也颇有微词：“（朱修之）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谢宣明面目向，使斋帅以长刀引吾下席。”刘瑀遭受朱修之的大不敬，使他联想到了谢晦的傲慢作派，内心愤愤不平，可知刘、谢两家的人事纠葛持续了至少三代。

刘氏与高门王氏（琅邪、河东）的怨隙更深。《宋书·良吏传》说：“（王靖之）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也。’遂不果。”刘穆之始终未能满足王靖之的请求，个中原因当与门户之见有关。刘穆之中子刘式之在任赃货狼藉，扬州刺史王弘（王导曾孙）遣从事检校，刘式之以自己“与国家粗有微分”为由，拒不认罪，以至于王弘气愤地说：“刘式之辩如此奔！”导致刘式之停职，可见两家矛盾之尖锐。刘瑀迁御史中丞，弹劾王弘之子王僧达说：“荫籍高华，人品冗末。”刘式之之孙刘祥撰《宋书》，讥斥禅代，被王僧绰之子王俭告发。王僧朗之孙王奂为仆射，刘祥与刘奂之子王融同载，刘祥说：“驴，汝好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仆。”王奂凭门第解褐著作佐郎，故遭到刘祥讥讽。河东望族王歆之一向轻视刘宪之之子刘邕，元会宴上刘邕要王歆之敬酒，王歆之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刘氏与王氏四代人互相弹劾、排斥，其根本原因还是出身门第上的对立。

刘氏与褚渊、何偃、顾迈等大士族也不和谐。斥责刘祥“寒士不逊”的褚渊，即为名门贵望。侍中何偃曾说刘瑀“参伍时望”，刘瑀大怒，与之断绝交往，何偃发背癕而亡，刘瑀欢跃叫呼。何偃是庐江郡大士族左光禄大夫何尚之次子，其子何戢娶宋武帝长女山阴公主刘楚玉，属高门望族。刘瑀还曾向始兴王刘濬揭发吴郡顾迈泄密，导致顾迈被流放广州。

晋宋之际，处在门阀制度被摧毁的断裂时代，新旧权贵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入齐之后，拥护禅代的王俭、褚渊等高级士族被皇族眷顾，占据权力中心，而忠于宋室的家族如东莞刘氏、吴兴沈氏等逐渐失势，出于维护门户利益的心理，他们仍然抱着“于国家粗有微分”的优越感与高门抗衡，必然会导致矛盾冲突。

东莞刘氏与诸多高门望族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使刘氏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这应当是导致刘氏在齐梁政坛上几乎没有什么作为，逐渐走向式微的重要原因。

二、东莞刘氏入齐之后的处境与心态

刘穆之以及刘秀之、刘式之两代人被宋室封为公侯，是东莞刘氏最辉煌的时期。而入齐以后，刘氏原先所享受的待遇被剥夺，政治地位不升反降，比如刘穆之原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户，齐受禅后，降为南康县侯，食邑千户，永明元年，坐庙墓不修，削爵。刘秀之原封康乐县侯，死后封邑为千户，齐受禅后，国除。

这种前后落差必然会引起刘氏对新朝的不满，其中以刘祥为最。《南齐书·刘祥传》说：“永明初，……（刘祥）撰《宋书》，讥斥禅代。”宋室覆亡，刘氏失去了旧皇权的荫庇，刘祥完全可能在史书中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本传又说：“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鄣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鄣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所谓的“杀袁、刘”之事，见于《南齐书·高帝纪上》：“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见太祖威权稍盛，虑不自安，与蕴及黄回等相结举事。”结果二人被杀。褚渊骂刘祥为寒士，刘祥则反唇相讥，认为褚渊协助萧道成杀掉忠于宋室的袁粲、刘秉，从而由寒门跃升高门，令人不齿。褚渊早年娶宋文帝之女南郡献公主为妻，与尚书令袁粲共辅太子刘昱，后又助雍州刺史萧道成代宋建齐。沈文季就斥责褚渊对宋室不忠：“褚渊自谓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刘祥这个反击，表达了他对褚渊叛宋求荣的愤慨，同时也流露出他对萧氏禅代的不满。

刘祥曾作《连珠》十五首以寄怀，很能反映出入齐之后刘氏人物的心态。他说：“盖闻忠臣赴节，不必在朝。”暗讽新朝掌权者并非忠臣，对禅代之事仍念念不忘。又说：“故钟鼓在堂，万夫倾耳；大道居身，有时不遇。”“盖闻希世之宝，违时则贱。”表达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背后隐含的是对政局突变的不适应，对新朝的不认同。

萧齐禅代以后，高门士族王俭总揽朝政，从制度上几乎阻断了刘氏的上升渠道。王俭严守士庶之别，在用人方面常对低级士族加以排斥，如齐武帝欲用张绪为右仆射，王俭便以“南土由来少居此职”为由加以阻止，齐武帝只好作罢。王氏历来与刘氏有隙，在这种局势下，刘氏遭受排斥、压抑是必然的，刘祥遭王俭弹劾就是明证。

刘勰的命运其实是与整个家族捆绑在一起的。刘勰在入仕之前的交游范围十分有限，可考的只有僧祐、沈约二人，他在《知音》篇感叹知音难觅，与自家门庭冷落的现实不无关系。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萧子良文学集团大约在永明五年就已形成，本年萧衍、谢朓24岁，王融21岁，陆倕18岁，都参与其中，博学能文的刘勰本年大约21岁，却没有被招，恐怕主要是由于其门第太低，声望不够。

象族兄刘祥一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常常流露出对门阀世族特权的不满。如《史传》篇说：“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贬之士，虽令德而常嗤。”所谓“勋荣之家”当指高门势族，“迍贬之士”当指低级士族。在门阀势力强盛的社会中，士人的声望凭借的是“世资”而不是才德，这与刘祥“钟鼓在堂，万夫倾耳”的议论同调。刘勰在《程器》篇说：“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他分析造成名位高低的原因，必然会归结到以门户裁人的不合理制度，这是他从自身处境得出的结论，入齐之后的刘氏名位双损，与高门王氏的压制大有关系，这一点刘勰是看得很清楚的。无由自达的他，也只能在书中借机抒发一下生不逢时、空怀大志的感慨：“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梁书》本传说刘勰从小“笃志好学”，然而跻身上流社会的志向会遭遇门阀势力的重重阻挠，一时难以实现，但自己仍然“咀嚼文义”，为将来入仕做准备，《程器》篇所宣称的“穷则独善以垂文”，很能代表刘勰在齐代的处境、心态和志向。

在门第等级观念控制人的心灵的社会中，个体的举止、言论、思想都会受到所处阶级的制约，《文心雕龙》是寒门刘勰所建构起来的一套话语，其中的一系列观点，正是其身份、地位的直接反映。《序志》篇开宗明义，提出：“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认为文学应当为礼仪、制度、君臣、军国服务。《程器》篇又特别强调“摛文必在纬军国”，表明“军国”之事在刘勰心目中居于核心地位。“军”指军事，“国”指朝政，前者体现“尚武”精神，后者指向“吏事”“吏干”。文士以其文学服务于军国政治，是刘勰文学功用论的精髓，而这种“军国”理念，导源于刘勰的出身门第与家学传统。下文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分别进行剖析。

三、将门世家与刘勰言武

南朝史乘称永嘉末由中原流徙南来者为“楚人”，吴人又称包括淮南楚子在内的北人为“伧”。楚人过江，大都居住在丹徒京口里一带，此地为晋宋北府兵的发源地，北府兵集团也可称为“京口伧楚集团”。东莞刘氏就是定居京口的南渡楚伧。刘穆之与北府将领何无忌、刘裕本就相识，而何无忌是著名的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的外甥。刘裕于晋末组建军队，依靠的就是原由郗鉴、谢玄组建的北府兵的力量，刘穆之被刘裕招进军府以后，也就成了北府将领之一。刘氏第二代也多为武将，如刘穆之次子刘式之“从征关洛有功，封德阳县五等侯”，追谥征虏将军，刘穆之侄子刘秀之于元嘉二十七年参加北伐，节度杨文德、刘弘宗，震荡汧陇，后进号征虏将军。因此，东莞刘氏在晋末及宋初是以武功显，为将门世家。

《魏书·李琰之传》说：“琰之虽以儒素目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陇西李氏到李琰之这一代开始由武转文，但“家世将种”的风习深入族人骨髓，不易祛除。东莞刘氏的尚武精神与此相似，比如刘秀之“疏野无风采”，就是尚未进入文化士族阶层的楚子的本色。刘勰的从伯父刘岱为儿子取名“希文”“希武”，反映了刘岱在偃武尚文的文化潮流中，不愿意完全放弃家族的尚武传统。

在刘勰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试图调和新旧文化观念的心理。《程器》篇说：“略观文士之疪，……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明确地提出了“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的理念，意在纠正晋宋以来重文轻武的风尚，这说明家族的“尚武”精神在刘勰身上仍然保留着。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刘勰热衷于谈论军事、武力、征战这类话题，比如他主张文学必须“纬军国”，要求文士担负起军事方面的职责，也就是要参与军事活动。他在文体论中，特意设了一篇《檄移》，详细讨论这两种军事文体，意在使文士掌握其写作规范，以便应用于军旅事务。

然而东晋南朝普遍轻视武事、武人。如《晋书·王导传》说：“（王恬）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王）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南齐书·沈文季传》说：“（褚）渊曰：‘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梁书·邵陵携王纶传》说：“（萧确）常在第中习骑射，学兵法，时人皆以为狂。”这种社会观念的形成与王室及朝廷的权力斗争有关。宋齐诸帝大多猜忌无常，宗室及大臣多遭杀戮，帝王自身也常常被杀。据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统计，皇族158人，子杀父者1人，臣杀君者4人，骨肉相残杀者103人，被杀于他人者6人。为了消除隐患，宋以后的帝王都以武为忌，禁止宗室大臣涉及武事，如《资治通鉴·高宗明皇帝下建武四年》说：“萧毅奢豪，好弓马，为上所忌。”《梁书·南郡王大连传》说：“高祖问曰：‘汝等习骑不？’（萧大连）对曰：‘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武”字变得越来越敏感，擅自从事骑马射箭等活动，会被认为是有政治野心的表现。出于避祸的考虑，宗室大臣渐渐放弃习武、不言武事，如《宋书·刘义庆传》说：“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南齐书·垣荣祖传》说：“荣祖少学骑马及射，或谓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学书？’”刘义庆等人弃武习文，很能说明士人处世的风险所在以及普遍的惧祸心理。

最能使士人引以为警惕的，是永明十一年名门望族王融被杀一事。《南齐书·王融传》说：“（王融）晚节大习骑马，……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王融试图以武力介入王室皇位之争，事败下狱而死，此事所产生的冲击波是剧烈而长久的，直到梁亡后，颜之推还作了《诫兵》篇（在《颜氏家训》中），总结文士轻涉武事的历史教训：“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阃，……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

宋齐两朝的政治风浪如此险恶，而作为将门之后的刘勰缺乏避祸意识，仍然在《文心雕龙》中谈论武事，倡言士人要文武兼习，关心甚至从事军事活动，这就触犯了政治忌禁，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其书就不太可能为时流所称道。

四、东莞刘氏的家学门风：儒法合流，擅长吏事

刘裕认为刘穆之“外勤庶政，密勿军国”，“有经略才具”，这种经国才能的养成与其所习的学术大有关系。《宋书》本传说刘穆之“少好《书》《传》，博览多通”，说明他既不是玄谈名士，也不是纯粹的经生，其学术不主一家，重在实用。

所谓的“《书》《传》”，当指《尚书》与《春秋三传》。汉初，朝廷于律令之外另引儒家经典断案，《尚书》《春秋》即具有法律的性质，如《史记·酷吏列传》说：“（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东汉三国时期，儒生往往兼修律令，如王涣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董昆师事颍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达法理，而世代律家也兼习经学，如陈宠“虽传法律，兼通经学”。此时学术上儒法合流趋势更加明显。

刘穆之熟习《书》《传》，继承的就是东汉以来的这个学术传统，因而他对三国儒法兼综的人物很是推重。《宋书》本传说：“（刘穆之）凡所荐达，不进不止，常云：‘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然不举不善。’”荀令君即荀彧，颍川颍阴人，为曹操处理军国政务，荐举人才，被称为“王佐才”。从荀彧的籍贯看，其学术应当深受三晋法家的影响。《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说：“宜集天下大才通儒，……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荀彧主张治经学必须“除其烦重”，即扫除繁琐的章句之学，回归经典的实用功能。他所谓的“礼学”，就是礼法之学，主张儒法合流，注重实用，正是荀彧的学术特点。刘穆之自比荀彧，可见其学术旨趣和政治志向。

从切合世用的角度看，儒、道两家都不如法家。《三国志·魏书·杜恕传》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抱朴子·用刑》说：“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错刑。……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正因为如此，晋元帝过江后才逐渐启用法家之道来治国。《晋书·阮孚传》说：“属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东晋李充、王坦之也都崇尚刑名学，排抑虚浮之风。

刘穆之的学术与荀彧、李充、王坦之一脉相承。比如刘穆之曾劝说刘裕面对控制扬州这样的重大利益不可“居谦自弱”，就是提醒刘裕不可错会老子的“无为”思想，应当面对客观形势，积极谋划。刘裕平定京邑后，让刘穆之全面负责政务，面对“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科条繁密”的混乱局面，刘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刘穆之能够立足现实，成功地整饬政令科条，说明他擅长循名责实，别同异，明是非，熟习刑名家的操作路数。

刘穆之以后，东莞刘氏又出了几位崇尚法家的人物。例如，刘秀之“性纤密，善纠擿微隐”，对于民杀长吏一罪，他主张严惩：“律文虽不显民杀官长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民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所谓“民敬官长，比之父母”，就是法家“以吏为师”的讲法，可见刘秀之不仅熟悉法律条文，而且善于用法家思想来指导断狱。又如刘瑀曾两次担任御史中丞，“为宪司，甚得志”。朝廷喜欢任用刘氏人物掌管刑法，应当与刘家熟习律令的门风有关。

朝廷要用申韩法术以救世，必然会看重儒生处理实务的能力。《论衡·谢短》说：“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道胜于事。”“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处理兵刑钱谷等事务，需要实际才干，儒不可用，而发愤变之以法家，所以东汉儒生往往学完一部经书，转而研习文书法令，逐渐地“文吏”化。文吏行政，更具理性和效率，成为朝廷所倚重的力量，以至于出现“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的局面。

刘穆之起家军吏（军府主簿），具备吏干。《宋书》本传说他“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尝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而穆之应对无废也”，“目览辞讼，手答笺书，……皆悉赡举”，其文学才华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可见刘穆之不仅是一个能决断大事的王佐之才，还是一个讲究行政效率的文吏。由刘穆之开启的注重实用、练达吏事的作派，会逐渐凝定成为刘氏家族的门风。

五、“摛文必在纬军国”：刘勰的实用主义文论

一种家族学术传统或者门风，不会因为家势的变迁而断裂，它会象基因一样在家族成员间代代承传。东莞刘氏历来主张儒法兼修，崇尚事功，刘勰承此门风，试图用实用主义的学术精神来矫正晋宋以来的虚诞士风和浮靡文风。

1、刘勰对实用主义学术传统的继承

刘勰在《论说》篇中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可见他对于汉魏间儒法合流的学术趋向认识得很清楚，这会给他带来思想上的启迪，走“以法济儒”之路。《奏启》篇又说：“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刘勰认为臣子写奏，必须综合运用法家之法度、儒家之礼文，方能产生巨大的效力，就透露出“儒法合流”的意图。

在《宗经》篇里，刘勰依次叙述《易》《书》《诗》《礼》《春秋》的文学性之后，又特地标举《尚书》《春秋》写作手法的奇妙：“《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说明刘勰对这两部经典格外看重，对其义理、文章有更深的体会，这或许与研习《书》《传》的刘氏家学有关。上文已经分析过《书》《传》所代表的文法意义，认为东莞刘氏有刑名法家思想，这一点恰好在刘勰身上也有体现。比如在《奏启》篇里，刘勰界定了奏的四大功能，然后用一半的篇幅着重讨论“劾愆谬”这一方面，认为御史、中丞“位在鸷击”，奏的写作，“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不畏强御，气流墨中”，还提到写奏者“矢人欲伤”，文字“势必深峭”。又如《才略》篇称道傅咸作奏“世执刚中”，是“桢干之实才”。这些讲法所体现的，既可以说是法家的刚猛之气，也可以说是儒家的劲健之风。

刘勰自称孔门中人，其经学带有实用主义倾向。《序志》篇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刘勰独尊东汉大儒马融、郑玄，当然是看重马、郑经学的品格，有意作马、郑的传人。具体而言，刘勰在以下两个方面对马、郑有所继承：

一是，东汉儒生大都研习经学而又兼顾文法，马、郑也有此倾向。《晋书·刑法志》说：“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马、郑诸儒为汉代律令作了章句，具有法律效力，可见马、郑是东汉三国经学新风气的预流者，刘勰“儒法合流”的思想当是近承刘穆之，而远承马、郑。

二是，与上述实用主义经学思想相关，马、郑诸儒扫除繁琐的章句之学，转而由训诂入手探求经典大义。如《后汉书·卢植传》说：“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又《郑玄传》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郑玄）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刘勰对章句之学明确表示反对，《论说》篇说：“通人恶烦，羞学章句。”所谓的“通人”，主要是指东汉诸儒，除马、郑、卢之外，尚不乏人，如桓谭“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王充“好博览，而不为章句”，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等等。

刘勰在《指瑕》篇举例说明了钻研经义的方法：“《周礼》井赋，旧有‘疋马’。而应劭释‘疋’，或量首数蹄，斯岂辩物之要哉？……故名号必双，名号一正，则虽单为疋矣。疋夫疋妇，亦配义矣。夫车马小义，而历代莫悟，……况钻灼经典，能不谬哉？”这种由训诂而明义理的路数，正是古文经学的特点。刘勰推重马、郑，就是要守住经典的根本大义，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因此他的“宗经”主张，就不仅仅是停留在文章学层面，同时也有维护经典义理纯正性的意图在。

对经典义理的干扰，除了今文经学之外，还有谶纬，于是刘勰特意作了《正纬》篇，阐明谶纬的性质，指斥其危害。他首先界定“经”与“纬”的功用，认为经典是用于经世的，代表人文理性，而纬书则相反：“经显，世训也；纬隐，神教也。”“经足训矣，纬何豫焉？”最后得出结论：“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浮假，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四贤博练，论之精矣。”他认为东汉诸儒对谶纬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谶纬的非理性特质“乖道谬典”，会淆乱经典义理，也就是它根本“无益经典”。刘勰对谶纬的否定与对马、郑经学的推崇，其实是出于同一考虑，那就是要廓清谶纬与阴阳灾异学说的迷雾，回归经典的理性，这就是刘勰不仅提出要“宗经”，同时还要“正纬”的根本原因。

2、《文心雕龙》“总论”中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不仅可以贯彻于学术领域，也可以体现于文学理论之中。刘勰讨论“文章之用”，主张文士必须以文学“纬军国”，可以认为是一种“用文”思想，即他把“文”（文采或文学性）当作文人自身拥有的财富和历史积累起来的经验，儒门中人可以把这些财富、经验应用于经国事业，却又不为所役，也就是不会出现他所说的“情为文屈”的情况。这是汉代以来形成的一个儒家文论传统。如《法言•吾子》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南史•任昉传》记载王俭的话：“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诗品》说：“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司马相如等文士所创造的丰富的文采，可以视为文学宝库和渊薮，都可以为儒门所用。刘勰总结自己的论文特点是“弥纶群言”，“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这正是汉儒的“用文”观念。

既然近代之文已经浮艳之极，失去了表意功能，刘勰必然要倡导圣人的“体要”论。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要“变乎《骚》”，试图从源头上矫正“文胜其质”的流弊，二是要“体乎经”，主张以意为主，剥落浮辞。“经”体与“骚”体是一对古今、雅俗的矛盾，“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効《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那么，如何使二者统一起来呢？刘勰提出了一个很独特的方法论，那就是“用骚”：“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所谓“倚《雅》《颂》”，是要以经为体，“驭楚篇”，是要以“骚”为用，这差不多是“孔门用文”讲法的翻版。

对谶纬也是如此。刘勰认为古代祥瑞一类的书写，“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人可以“採摭英华”，对于两汉的谶纬可以“芟夷谲诡，糅其雕蔚”，总之是主张不废谶纬的文学性，这显然也是一种“用文”思想。

3、《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的实用主义

刘勰论文的一大独创，是他认为后世的文章体制都源出于儒家经典：“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既然儒家经典是用来经世的，那么源于经典的文学也应当如此，因此刘勰得出结论说：“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这样一来，文学的功用就随着经典而一同转移了，即由个体自适回归到济世经国，文学写作由“雕虫”上升为“雕龙”。

南朝特重礼学，刘勰也主张文章应当为礼仪实践服务，所谓“五礼资之以成”。实际上“上篇”的大部分文体都是为礼而设，如颂、赞、祝、盟、封禅，与吉礼相关，诔、碑、哀、吊，与凶礼相关，章、表、奏、启、议、对，与宾礼相关，檄、移，与军礼相关。礼仪的施行，非文辞莫办，“文以经礼”是贯穿于刘勰文体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高门士族视文学为贵族精神的象征，借以高自标置，而刘勰则认为士人应当将文学才能向下转移，施用于实际事务。这种“文才下移”的主张充分体现于他的文体论中。南朝有重“文”轻“笔”的风气，士人固守骚学传统，尊五言诗为高雅大体。刘勰特设《辨骚》篇，辨析“经体”与“骚体”的异同与高下，将文学精神的源头由文人之文（骚）转移到了圣人制作（经），试图打破文人崇高、诗学优越的思维定势，引导“众体平等”的观念。因此，他在书的上篇先论十篇有韵之“文”，再论十篇无韵之“笔”，坚持“文”“笔”并重。在“笔”部，他先列《史传》《诸子》《论说》三篇，然后列《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七篇实用性文体，关涉君臣、军事、朝政、礼仪、日常事务等。这种篇章安排，就消除了文体高卑的对立，是对诗学独尊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篇论“文”的部分以《谐讔》篇作结，论“筆”的部分以《书记》篇作结，这种设计最能反映出刘勰的实用主义思想。

谐辞、讔言虽然“浅俗”“不雅”，却都源出于经传，其作用不可小觑，如果“懿文之士”能“会义适时”，就可以利用这种文学形式来“抑止昏暴”，“兴治济身”，“弼违晓惑”，“振危释惫”，发挥其“有益规补”“有益时用”的功效。刘勰认为：“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他不因谐讔浅俗而鄙弃之，而将其视为文苑中的一类，给予其文学的身份，在追求高贵典雅的时风中，这种反崇高、反雅致的立场显得十分另类。不过，这也很符合刘勰的文学观念，因为在他看来，谐辞、讔语都产生于现实事务中，是士人经世的手段，且其本身包含文学性（韵文），是文士“用文”的实践，所以理当以文学视之，并为之建立文体名目。

刘勰以“用文”的眼光看待文辞与文体，在《书记》篇里有更加充分的体现。本篇说：“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不仅军国大业、政治运作、礼仪活动需要文章，现实中的各种具体事务也都必须借助文翰才能完成，于是就出现了“随事立体”，品名越来越繁杂。才冠鸿笔的“翰林之士”一贯瞧不起这些实用性的文体，而刘勰则认为这些笔札虽是“艺文之末品”，却是“政事之先务”，他要求士人将文学能力应用于“事体”，发出了“翰林之士，思理实”的呼声，这在崇尚空谈、鄙视实务的氛围中的确是难能可贵。

刘勰主张文学功用由“身文”转向“光国”，实际上是要将士人的职事权“下移”。高门士族鄙视实务，吏事一般由次级士族来承担，他们就可以发挥博通而能文的优势，参与到行政运作中，这时候，文学面对的就是现实生活的“事体”，文用随之向下扩展。

这种文学思想与刘勰的出身和知识结构有关。作为次级士族，要想跻身高位，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扩大知识范围，用“才智”来抗衡高门的“世资”。祖上刘穆之原本就是一个“博览多通”的寒士，自然会给刘勰以激励。刘勰在《杂文》篇中欣赏“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诸子》篇中认为子书应当“博明万事”，《奏启》篇中说“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神思》篇中认为“博见为馈贫之粮”，《通变》篇中主张“博览以精阅”，等等，都体现了“尚博”意识，可以印证《梁书》本传“笃志好学”“博通经论”的说法。从五篇总论和序言看，刘勰不仅崇拜儒家经典，而且对象数、河图洛书、谶纬及阴阳学等也有相当的兴趣，其学养是十分驳杂的。

文体论的最后一篇《书记》，很象是刘勰对自己学问的展览，它告诉我们，在刘勰的知识体系中，除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之外，还有属于生活的技术学，如天文、律历、术数、兵法、占卜、谱牒、医方，等等，这一部分知识超越玄远之学，讲究形而下的实践性，更切合人生日用，可以认为是以经学为先端的学问领域的扩大。一旦士人驱驾文辞，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文”（文学性）就有了“遍在性”，看似与文学无关的“谐讔”“札记”在刘勰的文论体系中也就找到了位置。

4、《文心雕龙》“文术论”中的实用主义

经纬军国，处理实务，需要的是熟练掌握写作技术的文士，文风上势必强调规范化，写法上则要求摆脱随意性，强调理性，这些理念贯穿于刘勰“文术”论的始终。

第一，用字须避难就易，字体须实用。既然文章为军国吏事服务，则作为文章载体的文字，就必须顾及易传播、易接受的问题。刘勰特设《练字》篇，讨论文字使用守则。他先把文字书写与政务联系起来，明其大义：“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然后从接受心理的角度讨论文字的难易：“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然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最后得出结论：“字靡易流，文阻难运。”用字强调简易，反对艰难，这与沈约的“三易”说（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是一致的，下笔时避开难字、奇字、僵化字，自然有利于文章的传播，政务的推行。

对于书写的字体，刘勰也特别重视。本篇赞语只说“篆、隶相镕”，而不及草书，这是因为篆、隶更加实用。据卫恒《四书体势》，魏代宝器铭题都用韦诞篆书，宫殿题署都用梁鹄隶书。晋以后写道经仅限于用正书或隶书，而不用草书，如《太平经》说：“（郗愔）善隶书，……手自起写道经。”《真诰》卷19《叙录》说：“长史章草乃能，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写经也。”足可证明刘勰拈出篆、隶作为正规字体，首先考虑的是文字的实用性，而不是艺术性。

第二，语言表达要“守正”。像对待文字及字体一样，刘勰对文学语言也追求规范化、实用化，反对奇异化、过分艺术化。《定势》篇说：“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所谓的“讹势”，是指违背常规的错误表达，是对语法结构的破坏，刘勰认为文士首先应当守住“旧式”，作“旧练之才”。《指瑕》篇说：“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终有‘抚叩酬即’之语，每单举一字，指以为情。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悬领似如可辩，课文了不成义。”为文者随意改变词义内涵，使用超常搭配，导致表达模糊不定，这是刘勰所不能认可的。《练字》篇说：“《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在“义当而不奇”与“理乖而新异”之间，刘勰当然选择前者。在文学写作成为竞技的时代，才情之士往往以胜人为目的，追求奇异化表达和陌生化效果，导致语言滥用，削弱了表意功能，这是刘勰所极力反对的。

第三，为文须文思敏捷，以便应对世务。《册府元龟·总录部·才敏》说：“或冯几口占，举笔便就，史无加点，有同宿构，固可谓敏则有功者矣。”文士起草军国公文，需要具备快速成文的能力。刘勰设有《神思》篇，专门讨论构思的迟速：“人之禀才，迟速异分，……阮瑀据鞍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机敏，故造次而成功。”刘勰虽然没有明言“思之速”胜于“思之缓”，但在文以经国的大前提下，他无疑会更欣赏“骏发之士”。刘穆之有“便尺牍”的本领，对繁杂的军政事务应答如流，就是一个文思迅捷的典型，自然会成为刘勰仰慕的对象。

第四，须掌握文体规范，磨砺写作技术。刘勰论述文体采用的体例是“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即从实例和理论两方面界定文体规范和文体风格，其目的就是要为文士提供一套可以遵循的写作模式。在刘勰看来，写作是一项驾驭文术的活动，并无神秘性。《总术》篇说：“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若夫善奕之文，则术有恒数。”决定写作成败的，主要不是天赋，而是象博弈一样的技术，也就是对文学奥秘的理性认知。率先提倡理性写作的是沈约，其《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骚人以来，此祕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闇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认为晋宋以前的文士作文，靠的是天分以及不可言说的混沌感觉，而不是对文术的理性把握，他发明平仄双叠等声律格式，就是要把写作活动从“自动”转向“自觉”。刘勰也是如此，他想通过对文学的“剖情析采”“擘肌分理”，为写作提供行之有效的智力支持。

刘勰还进一步指出了文章技能养成的途径：博练。《神思》篇说：“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认为文章写作，仅有天分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后天的广泛模习，长期磨练。

5、刘勰与高门士族文学观的对立

刘勰秉持实用主义立场，主张文士将文才施用于实务，强调文学表达的规范化，避免才情滥用而导致过分艺术化，要削减文采，树立质干，这些理念都与时流格格不入。

第一，南朝望族普遍鄙视吏事，不习文法。永嘉南渡之后，玄谈盛行，士族以不涉世务为高远，以躬亲事务为庸俗。《晋书·愍帝纪论》说：“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又《熊远传》记载熊远上疏晋元帝，陈述当时风气说：“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梁书·何敬容传》说：“（何敬容）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既然如此，高门士族对处理常务所必需的法令之学也就不屑为之。《晋书·熊远传》说：“今朝廷法吏，多出于寒贱，是以章书日奏而不足以惩物，官人选才而不足以济事宜。”《南齐书·孔稚圭传》说：“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刘勰继承祖上的《书》《传》传统，不废法家，呼吁士人“理实”，必然会被冠以“俗吏”之名，“为世所嗤鄙”。

第二，高门士族从事文学，主要用以自适、自逸，而非用于经国济世。裴子野《雕虫论》说：“宋明帝聪博好文章，……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梁书·何敬容传》说：“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帝王倡于上，风气变乎下，文学成为自我藻饰的工具，于军国经纶略无施用。刘勰则反其道而行之，昌言以文“纬军国”，即为不合潮流。

第三，高门士族重“文”轻“笔”。《诗品》说：“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南史·任昉传》说：“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自尔都下士子慕之。”时人认为诗的地位高于文，而刘勰对“文”“笔”不仅不加轩轾，而且“笔”类还侧重实用性文体，甚至连琐屑的谐讔、片札等都列入文苑，这些卑下俗文在高门士族眼中根本不预流。

第四，高门文学崇尚华丽，不尚质实。《南齐书·王融传》说：“（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园，褉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唯有“文藻富丽”，方合“文士之文”的格，所以南朝普遍认同文学与经学分离，如萧纲《与湘东王书》说：“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刘勰同时代的裴子野为文效法经体，结果遭到时人敌视：“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萧纲就说裴子野的文章“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在这种文学观念笼罩之下，刘勰提倡文士“模经为式”，放弃“骚体”传统，必然会遭到和裴子野一样的命运。

余论

魏晋以后，中国转向门阀社会，士族与庶族、高门与次门之间等级森然，不可逾越，门户的高低成了裁量人才的唯一标准，正如裴子野所说：“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唯论门户，不问贤能。”刘裕起兵摧毁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形式，但是门阀世族在社会上仍然有着相当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门户之争依旧严重。《南史·王球传》说：“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徐爰）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王球是名门公子，他不愿意降格结交次门权贵，连宋文帝也无可奈何，说明世袭等级观念在南朝何等根深蒂固。

寒门刘勰试图以“才智”论为自身辩护，抗衡牢固的世袭观念。他在《才略》篇专门论述历代士人的文学才华，流露出“唯才是崇”的情感意识。能文的才华来自先天秉性和后天磨炼，而与门地世资无关，重“才”轻“门”，就是对世袭制度的否定。他在《杂文》篇欣赏“智术之子”，在《序志》篇推尊人的“智”性：“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南朝品定人物的标准，已经从汉代的“智愚”转向了“贵贱”，如《宋书·恩倖传》说：“徒以冯藉世资，用相陵驾，……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次级士族无世资可凭，在“贵贱”上不占优势，只能在“智愚”上显能耐。因此，刘勰所谓的“物”，应当就是指门第荫庇、世袭官爵等资本和凭借，而“性”则是指自身的禀赋、品德，也包括后天的学养、才干。刘勰作《文心雕龙》，实质上就是在向外界宣示自己的才智，是与高门进行对话的一种方式。

这场对话，刘勰并没有迎合当时主流的价值观念，而是表现出一副特立独行的姿态。他在序言中特意对自己的论文原则做了说明：“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刘勰讨论文义，坚持“不屑古今”“唯务折衷”的立场，就是要打破话语垄断，争取平等的发言机会。他建构的这套话语体系中，大有“异乎前论”者，立异的目的，就是要颠覆高门贵族文学，为世人树立新的文学范式，从而给高门士族造成“无形的精神阶级的破坏”。刘勰在序言中说：“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就透露出他要以新的文学典范造就新型士人阶层的愿望。

刘勰讨论文学，不太讲与门第相关联的天赋，而是特别重视客观的规范、技术理性以及后天磨练，将写作看成是有规可循、人人可为的事情，其间并没有神秘性，在天工与人巧之间，刘勰更倾向于人巧。文学观念上由天才崇拜转向强调规范理性，实际上是否定门阀世族能文的天然性，打破他们对文义的垄断。

至此，关于《文心雕龙》这部书的性质也就不难断定了。刘勰在自序中说自己“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就是在告诉我们：《文心雕龙》所论是一套寒门话语体系，与高门士族的文学观殊为不同。的确如此，只要我们将皇子及大臣共同编纂的《文选》拿来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两部书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

在南朝社会，次级士族或低贱寒人即使才优德贤或位致通显，仍然会遭到高门士族的歧视，寒门才士甚至没有从事文义的资格。《南齐书·陈显达传》说：“显达谦厚有智计，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显达谓其子曰：‘尘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又《张欣泰传》说：“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欣泰停仗，于松树下饮酒赋诗，……世祖大怒，遣出外。”雅道风流是高门士族的专利，不容寒门染指，次级士族一旦涉足文义就会被认为是僭越本分，这种社会文化早已决定了刘勰著作的宿命：刘勰纵然有能言、能文的才智，他的这套寒门话语也难以被倾听。

东莞刘氏出身将门，家族中不乏粗豪狠戾、不遵礼法、贪恋财货、轻言肆行之人，颇能体现武人、能吏的性格特点，而与高级士族的美容姿、善举止、儒雅风流、不贪财货的风范形成鲜明的对比。次级士族本来就不受高门青睐，加以刘氏一族产生了如此多的有严重道德缺陷的粗糙人物，家族声望之低可想而知，这会导致此族中人刘勰多多少少受到牵累，更何况刘勰立足寒门立场而畅论文学，处处与高门立异，其书不为时流所称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