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传》：书写海洋的生命律动

周海波 刘雅倩

摘要：赵德发于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类世》具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趋向：一是在赵德发的山乡农村书写中，出现了蔚蓝的大海形象；二是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知性书写特征，作品中那位地质学家的形象以及作品对人类世的研究，都显示了一位学术型作家的创作转型。近些年来，沿着这两个写作路数，赵德发经由长篇小说《经山海》而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度，获得新的写作境界。海的形象和学术研究型写作更清晰突出地集于赵德发一身，在他新近创作完成的《黄海传》中得到更集中的表现。《黄海传》是赵德发传记写作的新探索、新收获，在这部以黄海为传主的传记中，作家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写作方式，潜心于与大海进行文字上、心灵上的交流，塑造了纵贯历史、深潜海洋底层的立体黄海形象，写出了富有生命的灵性和精神力量的黄海形象，为传记文学写作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黄海传》是黄海的第一部传记，中国四大海的第一部传记，也是世界海洋传记中第一部以某一海洋为传主的传记。

关键字：赵德发 ；《黄海传》；传记文学 ；海洋精神 传记文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理论文献整理汇编与研究（1902-1949）”（17ZDA275）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05期

01

为海立传的文学意义

古来传记文学一般以为人立传为主，近年来也出现过城市传记，而为海作传，为黄海作传，是一次极具文学意义的写作尝试。胡适曾说：“中国的正史，可以说大部分是集合传记而成的；可惜所有的传记多是短篇的。”在具体论述传记的文体特征时，胡适又从中西传记的差异说起：“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也就是说，传记主要是为人立传，即使如《黄海传》这样的海洋传记，同样是将海洋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人格化的有机体看待。《黄海传》体现了作家内心世界的博大与丰富，也呈现了人类探寻自我生命的求知欲望。“浩瀚大水哪里来”，问的既是他所面对的这片海洋，更是人类的生命。当然，在这样的追问中，作家最终指向了自我的精神空间，完成一次庄严的生命仪式。

《黄海传》开篇就出现的那根故乡土地上伸出的地瓜秧，是一个非常具有意味的文学意象。这根地瓜秧从黄土地伸向了大海边，“到黄海之滨伸头探脑，想了解那片蓝色的奥秘”。出身内陆的作家赵德发从故乡的土地到黄海之滨，既是他的生活履历的变化，更是他内心情感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带来了他写作上的变化，也带来了他的文化理念的变化。作家从自我的认知出发，从身边生活出发，眼光逐步投向浩瀚的大海。也就是说，当作家从土地的书写到对蓝色大海的书写，不仅仅是创作题材的变化，更是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从传统的乡土题材转向海洋题材的重要一步。正如作者在《黄海传》的“后记”中所说：“我努力认知海洋，深入了解她的历史与现状；我研究海洋文明，试图弄清其内涵与外延。我接触到许多生活在海边的人，听他们讲海上故事，曾随渔民出海捕捞；我发现了海边的许多新生事物，一次次去采访、考察，感受海洋在新时代的律动。”

近年来，一些为城市立传的传记文学应运而生，如邱华栋的《北京传》、蒋蓝的《成都传》、叶兆言的《南京传》、叶辛的《上海传》，等等。这些传记以城市为传主。作为城市传记，写城就是写人，写的是城市的人或者说是城市与人的关系。城市的律动是社会的律动，城市的人是社会的人。与城市传记有所不同的是，海洋传记是写人类生命的来源、诞生，写海洋更是写人自身。正是这样，“浩瀚大水哪里来”是一个富有哲学内涵的生命本质意义的命题，追问大水哪里来，提出的正是生命哪里来的问题。“地球由‘红色星球’变成了‘蓝色星球’”，这个宇宙巨变，带来了地球的生命绿色，生命与大水相伴而来，海的律动则是生命的律动，海洋的变迁是生命发展变迁。作品用了大量篇幅叙述远古的神话传说，“仙山琼阁”“东渡移民”“求法取经”“煮海为盐”“南粮北运”等，既是人类寻找自我生存方法和精神诉求的记录，也是人类生命符号的形象化，呈现出人类生命的不同方式。

赵德发已经明确意识到黄海在中国海洋中的地位与华夏文明的密切关系。“中国周边的海域有四个，从北到南依次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它们都是太平洋西岸的边缘海，互相联通，其中一部分成为中国的蓝色国土。”如果仅仅从海洋本身而言，黄海是相互联通的四大海之一，平常而普通，但如果从黄海及其名称的来历，黄海的历史发展及其与华夏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来看，黄海的意义和地位显然无法取代。《黄海传》对“黄海”来历的考证与叙述是非常有意味的，这里不仅有作家对相关问题的考证功夫，叙述能力的呈现，而且更有作家的历史意识及对历史地图的读图能力的表现。作为东海的统称，黄海并不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文献之中，黄海之为黄海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赵德发对相关材料的考证认为，黄海名称的由来，是随着人们的海洋意识的提升而得。黄海这个本来并不存在的海洋名称，之所以从东海分离出来自立门户，首先是因为黄河，黄河在盐城一带入海，将黄河水与黄河文化一并带入海洋，将这一带的“青水洋”“黑水洋”“黄水洋”一变而为黄海。作者认为，“‘黄水洋’正式改称为‘黄海’，是在1880年代。清朝后期要建海军，对海洋的认识有所提高，海洋学知识渐渐普及，对海域也采取了精准命名”，于是，黄海随着人们对海洋认识的提高而获得命名。

当然，《黄海传》呈现给读者的黄海，并不是从黄海名称的得来黄海，作家为黄海立传，是为一个完整的、历史的黄海立传，写的是“自古以来”的黄海。作家在本书中对黄海的历史大体划分出五个历史性的阶段，从而看到黄海的沧桑变化和未来发展。作家准确地把握了黄海历史发展的时间节点：（1）远古的浩瀚大水，（2）古代的秦皇东巡，（3）明代洪武年间的卫所制与沿海海防守卫，（4）晚清巨变，（5）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70周年。这些时间节点对应了黄海发展史上的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见证了黄海历史以及中国海洋文化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与现代转型。这里既写了从海洋的形成到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与开发利用，也即海洋与人类生存的关系问题，也写到历代海洋竞争以及围绕黄海而发生的战争，尤其近代以来的几次重要战争，如甲午海战、胶州湾之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在第三章“风云激荡”中，我们看到了黄海的重要性以及围绕黄海的重大历史事件。从英国人的火轮船到日本人的军舰，从鸦片战争到中国的甲午海战，从日俄黄海之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亚洲魅影，炮火声中，黄海的屈辱与不幸映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时代巨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为黄海立传就是为华夏文明立传，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史、抗争史、发展史立传。

中国传统的传记大多依附在史学之中，如《左传》《史记》中的人物传记，首先是作为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缺乏文体上的独立性。《黄海传》即如此，不仅写出了黄海的人性，而且写出了黄海的发展历史，写出了黄海的形成与发展，写出了黄海与中国历代社会的关系及其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洋文明就是人类文明，一部海洋传记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的传记。海洋传记不仅开拓了传记文学的美学新领域和新的叙述空间，而且从文体学的意义上拓宽了传记文学的范畴。因此，《黄海传》的意义在于，从具体可感、与华夏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黄海入手，系统叙述了从远古走来的华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里涉及黄海与华夏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关联到黄海与黄土文明、黄海文化的细节，也指向了黄海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的纷纭复杂，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我们看到，作者在这一宏阔文化背景上，多侧面、多角度展开现代黄海的叙述。

在《黄海传》中，作家写出了海洋文明与科学发展的内在关系。这里不仅仅有航海带来的海洋将世界各国联通的历史与现实，也有海洋科学以及海洋带来的人类的科学精神、科学发现的一次次巨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海传》对黄海与人类文明密切关系的认识，赋予了作品以更深刻的文化意义，也使作品对黄海的思想提炼和精神发掘，获得了如同海洋深潜一样的深度。

02

《黄海传》与黄海精神的文化意义

赵德发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作家，在他的作品如早期的《通腿儿》《蚂蚁爪子》，再后来的《君子梦》《双手合十》《人类世》等，流淌着一条中华文化传统的清流。在《黄海传》的写作中，他不仅通过实践考察，在长江入海口到鸭绿江入海口都留下他的足迹，而且他查阅了大量的典籍文献，对黄海及其他海洋、对海及与海相关的河流、山岳以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过研究。正是这样，赵德发能够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充分发掘黄海文化和黄海精神，充分阐释和广泛讨论黄海与黄海精神，将海洋与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具体可感的黄海形象的塑造，尝试阐释黄海文化及其精神特征。人类对海洋的认识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可以大体概括为：敬畏、征服、共处。赵德发在《黄海传》中从以下两个方面写出了黄海及其黄海精神，充分展示了什么是黄海形象、什么是黄海精神。

（一）海洋开发与治理体现了人类对海的重新认识。海洋开发是人类在生命中探寻新的生存空间的努力，所谓海洋深耕、海上粮仓，也是一种生存观念的最直观朴素的海洋性表达。在这个过程中，开发、治理、共存，是人类与海洋关系的几个不同层面，也是人类海洋观念的多角度呈现。开发是人类依附于海洋的存在形式，通过海洋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条件。但是，过度开发又是人类加之于海洋的灾难，导致一系列海洋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地球生态危机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海洋治理体现出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和海洋认知水平的提高，以期达到海洋生态的理想形态。在这里，无论是海洋开发，还是海洋治理，都显示出人类对自然的掌控能力。与海共处则是人类海洋意识健全发展的进一步呈现。与此相关的海洋信息化体现了人类构建的海洋文化进入新的阶段，“数字海洋”“透明海洋”“智慧海洋”，进一步显示了海洋科学的发展，彰显了涵盖海洋政治文明、海洋军事文明、海洋经济文明、海洋科技文明、海洋生态文明、海洋环境文明、海洋安全文明、海洋生活文明、海洋生产与开发文明、海洋外交文明等在内的和谐海洋、智慧海洋的最终建立。

《黄海传》所体现出的黄海精神，是作者一直致力发掘和表现的基本趋向，作家努力于从古到今，从海洋到陆地，上下四面寻找黄海与华夏民族的精神联系，探究黄海与民族历史的内在逻辑关系。作家认为，从黄河到黄海，从黄色文明到蓝色文明，孕育了华夏民族不屈的性格，也培育了古老又现代的哲学思想。无论发端于中原大地的文化思想，还是近世以来黄海以及黄海沿岸的生存现实，无论黄海的内敛式性格，还是其现代开放意识的建立，作家从不同方面写出了黄海的深厚与凝重，呈现了黄海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作品中有些比较具体的地理发现，形象具体地阐述了黄海的精神与思想。如“黄海之名何时得”一节中，作家写到了古时海州城东的朐山，这座山被当地人称为孔望山，作家认为孔子当年到过剡子国，曾在此登山望海，“我猜想，孔子那句著名的牢骚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有可能是在此山观海时讲的”。这个叙述不仅为我们了解朐山这座不知名的小山提供了新的认知途径，而且呈现了更深刻的文化意味，点出了孔子思想与黄海精神的关联。

在多方面阐述黄海精神基础上，《黄海传》指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博大胸怀，彰显了中国人的世界担当，也是人类对海洋认识的新高度、新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对黄海的认识与叙述，正是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与叙述。

（二）《黄海传》对海的性格的探究与叙述，构成了这部传记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作品叙述了黄海的内敛与开放的性格，写出了黄海忍辱中透着倔强、低调中呈现出坚贞的性格特征。某种意义上说，黄海性格、黄海精神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就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作品中多次写到，黄海无论作为其具体的地理存在，还是名称的来源，都具有不能回避的“蒙羞”之处。黄海是蓝色的大海，但却因其与黄河的关系曾被人们称之为“黄水洋”“黄海”。黄海早就是客观存在，但作为地理概念，第一次以“黄海”名称出现在正式的文件中，却是1895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所以，在赵德发的叙述中，黄海如同古代中国人的性格一样，内敛、低调、厚实。但黄海又是具有开放性格的，它不仅通联着东海，作为太平洋的边缘海域，黄海本身就是世界的表现形态之一，是走向世界的重要的海域。与此同时，自古至今的黄海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品性，在它身上有仙气，有内涵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无论仙山琼阁、东渡移民，还是求法取经、海上丝路、煮海为盐，显示了黄海在不屈中反抗、在内敛中张扬的性格。

在为海立传的写作过程中，作家笔下的黄海呈现了从古到今的历时性、发展性，也具有海洋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或者说，在作家笔下，黄海的形象发展演变也正是人与海的相互认知、相互见证的过程。先民对海的认知处于朦胧状态时，海上仙境成为人的想象力能够抵达的境界，仙山琼阁成为神仙们的乐园，求法与取经构成了人与海的基本关系。此时，黄海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黄海的形象在朦胧中呈现出漫无边际的特征。古人以仙山呈现海的形象，寄想象于仙山琼阁，丈量出了古人想象所能达到的距离。徐福东渡、法显取经一类的故事，往往与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将古代生存条件与精神信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黄海既具体又抽象、既生活化又精神性的形象类型。人们往往指责古代先民对海洋的认识往往偏于与生存一体化的物质属性，而忽视了海洋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哲学关联，其实，这恰恰说明黄海的文化属性，它一直是与人们的生活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是先民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现实的最直接的呈现。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从古代到近代的黄海，往往是黄土文明向海洋的延伸，是乡土文化的海洋形态。

03

《黄海传》作为传记文体的“守正创新”

史传是中国文体的正统，从《左传》《史记》开创史传文体以来，传记文学文体已经流传了几千年时间，形成了成熟稳定的文体形态。近世以来，受到报纸刊物等新媒体的影响，小说、诗歌逐渐成为文学的正宗，史传的正统地位受到一定冲击。文学分类中传记文体也从史传中分离出来，在传的文体中带上了“记”的特点，作为散文文体的一种形态逐渐走向文学，如《朝花夕拾》《从文自传》《庐隐自传》《胡适自传》《革命春秋》等。近年来，传记文体向大型化、多样化发展，呈现出纪实文学的某些文体特征。

刘勰的《文心雕龙》说：“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作为写人和纪言为主要内容的传记文体，无论《左传》还是《史记》中的人物列传，主要文体功能在于表现人物事迹，记录人物语言。郁达夫的《什么是传记文学》承续了《文心雕龙》有关“史传”的观点，并对此进一步解释，所谓传，即“传世也；记载事迹，以传于世”。古代传记主要以人物为主，为人立传，歌功颂德，始于《左传》，成于《史记》。《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写人物的阶段性记录，以人物的事迹串联历史进程，成为编年体历史的开创之作。《史记》中的人物列传已是成熟的人物传记，突破了单纯记录人物语言、事迹的文体局限，而在叙述人物故事、刻画人物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验。

古代传记基本上确立了传记文体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为人物立传，二是记人的事迹与语言，以传之于后世。正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但是，传记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史记》中除了人物列传之外，也有《南越列传》《东岳列传》《西南夷列传》《淮南衡山列传》等，这些列传虽然仍以写人物为主，但又逸出于人物之处，如南越、东岳、淮南衡山等，既是表示人物的所在地，也是写所在地的故事，和人物传记具有同样突出的传记特征。《黄海传》一方面承继传统传记的文体特征，突出了传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传统传记的写法，从写人转向了写海，又从海写到人，通过写人而表现海的博大精神与思想的精深。从文体创新的角度来看，《黄海传》是为海洋立传，是以海为传主，虽然海洋与人存在着密切关系，并且往往通过写人而写海，但其主体是黄海，是黄海的形成与发展，是黄海的历史与故事。从传记文体上说，《黄海传》突破了以写人为主的传记模式，也突破了写城市的传记作法，因此，《黄海传》既不是记人记事，也不是记言，而是以黄海作为传主，作为一个有机生命的整体，全方位表现黄海整体性形象。

比较而言，人物传记更易于操作，读者更容易接受，城市传也较易于为读者认同。但江河湖海一类的传记，一是操作难度大，如何写黄海的故事是作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一是不易为读者认同。可见江河湖海传与人物传在文体上应有相当的差距。

《黄海传》既然是传记，则有传记的文体属性，传记既具有史的性质，又是以生命体的发展历程为重心，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体现出人的价值，同时又在写人的同时表现出历史发展的某些特征。在这方面，赵德发深得其中三昧。作者紧紧抓住黄海与人类生命的关联，在探究人类生命本源、存在与生存的哲学命题和现实意义中，深度理解黄海为人类提供的丰厚资源和生命能量。在叙述海洋与人类诞生的过程中，写海洋及黄海的诞生，在海的生成与变迁的写作中，呈现人的生命本质，而又在人的生命探究中表现人类社会的沧桑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德发非常好地把握了传记的文体特征，把黄海作为一个具有生命体征的有机体，整体性把握黄海作为传主与传记文体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坚守了传记文体之“本”和“正”。

《黄海传》具有应有的历史长度。这个长度从地球或黄海的诞生写起，到黄海的未来发展，亘古沧桑，万古流传。中国传统传记文学往往与史联系在一起，被人们称之为“史传”。这个文体概念来自于《左传》与《史记》，传与史都具有记事传史的功能。《文心雕龙》说：“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就是说，传记通过记人记事，以传诵古者圣人的言论事迹，形成留存后世的历史。一部《黄海传》所叙述的历史，是海洋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海洋与人的关系史。四十六亿年前的地球只能是科学想象，十万年前的地球则是可以进行科考确认的，而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与故事，就成为史书中的记载，有证可查，有据可考，并且成为《黄海传》丰富而详实的叙述材料。

作为传记文体《黄海传》的思想深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所包含的黄海精神的深度，另一方面是传达了人类生存哲学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作品全方位呈现黄海的形成与演变历程，展示黄海形象的真实、生动的特征，从黄海的有关神话传说，到有史可查的具体叙述，黄海的形象与人类的发展联结一体，真实可感。

我们在《黄海传》中可以读到海洋的共同性，如潮涨潮落、海水侵蚀、海洋与人类文明等。作品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作家通过大量的海洋知识对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启蒙。在这里，海洋与地球、海洋与人类、海洋与世界格局、历史，海洋与神话构筑了有关海洋的博大而深邃的人类文明世界，呈现出海洋的共同特征，例如大洪水的传说。

同时，《黄海传》又是为黄海作传，突出黄海作为传主的个性特征。“黄海之名何时有”“东渡移民”“海上丝路”等属于黄海的个性特征，尤其形象地体现了黄海的独特性。

在突出表现黄海个性方面，作家从自然属性与社会、文化属性两个方面，充分表现黄海的独特性，展示黄海作为海洋合唱团中的一员所具的有个性特征。对黄海的自然属性，作家在作品中并没有进行过多叙述，但作家紧紧把握了黄海不同于其他海域的自然属性，如“黄海暖流”“黄海之黄”“黄海生物”等黄海或与黄海相关的自然现象。

在表现黄海的社会、文化属性方面，作家努力发扬黄海的人文性、时代性特征。所谓黄海的人文性特征，是指黄海所表现出的与人类生存生命相关联的文化属性，诸如民族、宗教、城市、农村、商业、科技等方面的问题，在作家笔下，“仙山琼阁”的远古黄海的神话世界，是人类探索海洋、想象海洋、表现海洋的独特方式，是人与海交往、交流过程所产生的具有文学性意义的作品。《黄海传》第一章开篇部分就以较多的笔墨书写了秦始皇东巡与古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海上仙山是先民们对神奇海洋的想象与探索，是引发人们探求新的生存空间的努力。这一书写确认了远在黄土高坡的秦王朝帝王的内心世界及其人生观念，确认了在历史长河中华夏文明从黄土走向蔚蓝大海的艰难过程。在此基础上，作家又选取了甲午海战、日俄海战、德占青岛、续写70周年大阅兵等与近代中国命运密切相关的故事，展开黄海与民族关系的书写。

赵德发从“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到“传统文化姊妹篇”（《双手合十》《乾道坤道》），走向海洋文化三部作品（《人类世》《经山海》《黄海传》）以及他策划撰写中的“沧海三部曲”，构筑了民族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结构。从黄土到黄海，其文化思想、叙事方式在不断变化中又保持了不变的姿态，这个不变，就是赵德发在他的生活中、创作中一贯保持的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

音韵与视韵：新诗格律的特征

周海波

摘要：新诗格律是近百年来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常说言新的常识性问题。如何认识新诗格律，新诗有没有格律，要不要格律，新诗格律与古典诗的格律有何异同，这些是涉及新诗能否成、新的女体形态加何、新持诗向何处发展的重要问题。再次提出新诗格律与新诗艺术形态品性的问题，其目的是重新理解新新在何处，试图寻找到新诗文体的独特性特征。

关键词：音韵；视韵；新诗格律；特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7月10日第2930期

01新诗研究如何回到常识
新诗法承中国传典诗的学术精与方法，近接西方现代诗歌的文体形态。但又超越了古典诗和西方待的之术形态，创造了属于中国现代的新诗艺术形态。应怎样认识与研究这一新的诗学形态用以新诗的姿态与现付比评立场观照新诗艺术，成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新待研究应回到作力现代文体形态的本体，在新诗已有的艺术形悉中司找并讨论新诗文体的美学特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回到新诗本体，就是回到新诗的常识性问题。新诗常识仍然是诗韵诗律的问题，正如晋人珍度所说，诗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对此，今人胡先骗有更系生的以，在他看来，诗之所以导于文者：在于声调格律音韵，新诗虽新，新诗在努力逃避古典诗的束缚，但同样无去摆脱诗律诗韵的问题。

在使一的问题的人识上，胡先与胡适的观点并无不同。所不同者，在于白话能否写出格律完类的诗，无论坚持白话可以入诗的立场，还是反对白话入诗，一人都是在诗的本体内讨论问题。当有人提出新诗是自由体诗，是完全打破旧的格律甚至可以不讲究格律的主张时，新诗研究与批评就已经逸出于诗的范畴。当年，徐志摩曾批评新诗坛上出现了“坏诗，假诗，形似诗”，主要是指新诗对诗的格律形态的破坏。所以，他与胡适讨论诗的问题时表示，宁愿做坏诗，也不愿意做假诗或形似诗。

回到诗的本体就是回到诗的常识和常识的诗，就是在诗的范畴讨论诗的问题。因此，寻找并确立新诗的文体形态，解决何为新诗的问题，应为新诗研究与批评不容忽视的问题。

02何为“新诗”：一个问题的再思考
何为新诗？这是一个学术界似乎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但其内在的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胡适那篇著名的《谈新诗》提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也就是说，新诗是白话的，也是文体自由的。在胡适看来，新诗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了旧诗格律的局限，建立起了新诗应有的格律，在“诗体大解放”中获得了成功。后来学者、诗人在论述新诗时，虽有种种不同观点，但大致是从这一观点出发阐释建构新诗文体概念的。此外，人们在论述新诗特性时，又以被否定了的格律、音节等概念概括新诗的特性，试图为新诗寻找一种新的格律，以自然音节、内在格律等概念，将新诗与旧诗联系在一起，将新诗拉回到旧诗的美学体系之中。这种新旧冲突的矛盾，恰恰反映了新诗作为一种文体的不确定性，反映了新诗批评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学体系是完备的、成熟的。胡适在提倡新诗时，并没有否定古典诗，而是尝试以白话入诗，表明用白话也可以做出古典诗词。也就是说，新诗在创建之初以及在此后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传统诗词的美学传统，仍然在古典诗的格律基础上进行现代创新，尤其对新诗音节、音韵等艺术手法进行了充分的革命性的改造。当新诗人试图通过重新阐释新诗格律而寻找新诗艺术精神时，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不仅不能说明新诗新在何处，也无法回归诗的本质。同样，近现代以来，新诗创建深受外国诗的影响，在抒情精神与方式、诗体构造与创新等方面，通过外国诗获得了现代性的特贪。

在这里，不仅存在看何为新诗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新诗何以为诗的问题。新诗之所以为新诗，不仅在于它对于古典诗的继承和外国诗的借鉴与超越，更在于新诗的写作方式、传播方式和文体属性的新变，在于新诗以新的艺术方式展现出的新的美学境界。关于新诗的写作方式，郭沫若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诗是写出来的”。所谓诗是“写”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诗人的做诗而言，做可以是吟咏，可以是写作，诗人需要直面读者。做出来的诗当然是以声音为主，是听觉艺术的再现。而写诗则是面对报纸期刊等现代传播媒介而进行的创作，是以写作者的姿态进行的一个构思、写作以及修改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也要面对受众，但诗人首先要面对报刊的读者，读者阅读的是报纸期刊发表出来的诗作，是阅读审视的印刷在报刊上的文字所呈现出来的诗意诗境。这时，新诗的文体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听到视，从音韵到视韵，在新诗格律上实现了新诗艺术的现代转型。

实际上，我们无须过分强调新诗的自然音节和内在韵律的问题，也无须否定新诗的自由形式或者白话口语。新诗之所以是新诗，既在于语言是白话的，形式是自由的，也在于新诗是在传统的古典诗讲究声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视韵，将可以听的古典诗创化为可以听也可以看与读的新诗，形成了中国新诗声韵与视韵相结合的新的美学范式。

03声韵与视韵：理解新诗的两把钥匙

对于新诗而言，诗以音节而构成的韵律在给予人们以听觉享受的同时，又因其传播方式的变化而带来了视觉上的美感。对此，张伯江在研究郭沫若的《女神》时，提出了新诗“视韵””的概念，为新诗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学术启发。

在张伯江看来，“视韵”反映了人们对诗体认知的一个规律，人们可以从听觉也可以从视觉的方面感受诗的文体美学。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听觉方面的感受，以声律声韵传达古典的美。学术界一般认为，诗歌发生和发展阶段，是与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的，诗与歌是一致的，《诗经》中的风雅颂大多与音乐舞蹈结合为一体，成就了古代诗歌的音韵的美。而现代诗则由于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从听觉艺术发展为听觉与视觉结合于一体的美感体验，甚至侧重于视觉为主的现代审美体验，人们从听诗听歌的感受中解放出来，转向通过报刊图书读诗看诗，听觉行为服从于视觉行为。当人们习惯于阅读印在报刊上的诗作时，新诗艺术及其呈现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诗的听觉韵律的要求变为视觉韵律。这时，声律声韵让位于视律视韵，声音的线性艺术形态让位于色彩、结构为主的立体空间艺术。

如果说诗的音韵以声音的长度表现为时间线性的抒情美学的话，那么，视韵则以视觉所及的立体性表现为空间性的抒情美学。音韵与视韵构成的一维诗学，成就了新诗之所以为新诗的文体形态与艺术精神。听的艺术侧重于词句间的组合与声调的抑扬顿挫，注重于惊世的名向警言，视的艺术更强调艺术的整体性，注重诗体的整体性艺术效果。因此，古典诗流传下来的是于古名句，而现代新诗则让读者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深刻感受新诗的有机整体美学风韵.

宗白华和郭沫若的出现才带来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就在胡适发表《谈新诗》后不久，宗白华于1920年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发表了《新诗略谈》，干脆明了地提出“新诗何以为诗”的问题，进一步表达他对于新诗艺术中的音律和视律的意见：“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一—音律的绘画的文字一—表写人底情绪中的意境。’”值得关注的是，宗白华对“文字”的特别解释，“音律的绘画的”。这里涉及了新诗形式与形体的问题，即新诗具有音韵的美和视韵的美，文字即是诗的形式，文字韵律可以是声韵，也可以是视韵，文字具有“音乐的作用”，“可以听出音乐式的节奏与协和”。与此同时，宗白华还强调了文字具有“绘画的作用”，“可以表写出空间的形相与彩色”，这就是诗的语言文字所具有的视觉美的问题。

总体而言，传统的古典诗在注重声韵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诗的空间形式问题，古人所讲究的意象、意境、诗体等，都涉及诗的视觉感受。

但就诗的艺术形态而言，古典诗更倾向于诗的声律，在富有韵律的诵读中获得美感。新诗是在挑战古典诗的韵律中建立新诗格律的，在否定古典诗的格律中寻找新诗的自由表达万式。当然，如同闾一多所说，戴着镣铐跳舞才是会跳舞，新诗在打破声韵格律的同时，充分调动了眼睛的审美功能，通过现代传媒的介质赋能，赋予新诗以更加多样化的视韵格律，实现新诗艺术的现代转型。